作家專欄紙飛機的故事生活

我確信這世界是由故事所組成,故事就是我的生活--我在生活裡找故事,在故事裡找生活。申惠豐,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助理教授、《紙飛機生活誌》總監。

在前往樂園的路上遇見賴和(下)

發表時間:2017-05-19 點閱:365

在那個充滿壓迫與苦悶的悲慘時代裡,無論站在何處,都可以看到賴和的身影,他是個可以領導人們,並為帶來勇氣與希望的存在。但,相比起許多日治時期的反抗運動者,例如蔣渭水、蔡培火、簡吉、謝雪紅等人,賴和對很多事情的參與,其實沒那麼積極,他不是一個旁觀者,但決稱不上是一個主動的行動者。王詩琅就曾說過,賴和是一個良心知識階級的典型人物,儘管有著進步的思想,但比起同時代那些受到民主思想薰陶的人們而言,賴和還是保有明顯封建文人的氣質。王詩琅強調,賴和有著強烈的人道主義,他同情弱者,有著俠客般的正義感,但「他絕不會躍身其中,去領導運動。」

 

這一點,在賴和第二次入獄寫的日記中,可以清楚的看到。1941年,賴和被拘捕入獄50天,原因不明,楊守愚在《獄中日記》序言中寫道:「身犯何罪?姑勿論先生自己不知道,試一問當時發拘引狀的州高等課長,怕也挪不出明確的答案吧!」,時值太平洋戰爭開打,賴和做為當時文化反抗運動的標的人物,這次的拘捕,殺雞儆猴的意味濃厚。

 

在他被拘捕的第十二天,賴和於日記中寫道:

這幾日來,我真反省,對於我的平生,我行年四十八了,廿三歲辭了醫院出來做醫生,和這社會周旋,便漸得到世人的稱許,漸博信賴,為業務所費消的時間,比較讀書修養,占去四分之一以上。不讀書,自然不能有資於修養,且因為忙,自要求些慰安,就只偏於娛情的小說詩歌,及至第一次歐戰終了,世界思想激動,台灣亦有啟蒙運動的發生,我亦被捲入其中,我對於此運動,缺乏理解,無有什麼建樹。繼而有政治運動,我亦被拉入去,其所標榜,亦只於顧慮台灣特殊事情,法律制度,不能一同內地(日據下台灣,稱日本本土為內地,稱台灣為本島)。本島人要求參與其立法,但於內田總督時一受解散,已有消散無有留存。及到了自治制施行,在彰化結成一個市政研究會,當其在發起會紀念講演時,我考台灣人善與環境適合,消極生存,沒有改善環境的魄力,若這樣下去,台灣人是會滅亡,這一語受到停止,不知是這一句的話,成為不滅的罪嗎?

 

初讀賴和《獄中日記》,受到的震撼不小,一方面驚訝於賴和對自己影響力的無意識--做為台灣文化啟蒙運動的先驅者,他稱自己「被捲入其中」,認為自己對這個運動「缺乏理解」、「毫無建樹」,這若不是謙辭,那就是賴和把事情想得太天真--而另一方面,也讓我深刻的體會到,我們在書中讀到的文化英雄,其實也是個人,有煩惱、有憂愁、有恐懼,日記這種潛在性非公開的文本,最能看見一個人內在的真實,在日記中,賴和兩次深刻「自省」,回想著究竟自己這些年來做了什麼事,才招致今天的牢獄之災,我所震驚的是,這真是我所認識的賴和嗎?他對自己所做的許多事,對後世產生的深遠影響,他不自知嗎?或許他真的沒有意識到,某個程度上,他憑著一己之力,建構了一個時代,也許不再當下,但卻發生在其實不算久的未來。

 

《獄中日記》其實充滿了絕望的氣息,此時的賴和,某個程度上已從天真者的情境,轉為具有孤兒意識的特質。天真者期待樂園降臨的不可得,就會成為一個失望的理想主義者,這是孤兒意識產生的本源。就像神話裡的薛西佛斯,深陷在一個看似永遠無法解決的困境中。如果說天真者的特質是從正向積極的希望中學習而來,那麼,孤兒的特質,就是從痛苦的經驗中學習而來。賴和第二次的入獄,就讓他受盡痛苦與折磨,他的拘禁、他期盼出獄的不可得,他的失望,在我看來都是那個時代最鮮明的孤兒象徵。

 

有人說,賴和是個「理想主義者」,對我而言,所謂的理想主義者就是「天真者」,一如許多故事裡「天真者」的原型一般,他們有強烈的信仰,相信有個樂園的存在,不論現實多麼令人失望,天真者們相信,總有一天可以再現那個理想的世界。在那個被殖民的年代,天真者如賴和他們心中的理想世界是什麼模樣?其實不難想像,自由自主,不再受到強權的壓迫與剝削,人們不再身不由己的深陷苦難,一個有著公平正義的台灣。

 

最終他沒有看見這個樂園的到來,甚至有些失去希望,但請別忘了,賴和所處的時代,台灣人早被逐出了伊甸園,是天生的孤兒,他們活在寸草不生的荒漠,流離失所,而有一群天真者,卻從未放棄尋找綠洲的努力,儘管行路艱難,也會迷失於黑暗,但卻未曾失去信仰,某個程度上,我始終相信,所有的失望,都來自於最深切的盼望。我總是揣想著那病中激動的賴和,其實是想從他已經毀損的心,掏出那張前往樂園的地圖,告訴我們,繼續往前走,不要停止。